圖片：新華社評《以法治手段鏟除山頭主義生存土壤》一文中的製圖
曾德成被辭職一事，本來不欲多談。適逢此時，讀了香港青年政策研究所理事會主席沈旭暉的文章，借介紹《古大存沉冤錄》一書談論曾德成被辭職一事。文中提到一個甚有見地的觀點：中共一向有「反地方主義」的傾向，可惜說法不太準確，遂撰此文略作補充。
說到這裡，便必須先談香港政界和政論界的一個怪現象：不論親建制還是親泛民，兩者都只愛自說自話，卻甚少有人研究和細讀中共黨史及其文獻。不論你是否討厭中共，香港已以「一國兩制」之名歸大陸管治。中共作為大陸的執政黨，研究對方的指導思想，細讀對方黨史及其文獻，方能知己知彼。所謂建制派中人，更應該仔細研究，否則分分鐘犯了足以致命的錯誤，還自鳴得意而懵然不知。
以沈教授提到的「地方主義」問題為例，若對黨史有最基本的認知，便會知他其實在談大陸的政治術語中的「本位主義」或「宗派主義」。近年則有一個新說法，曰「山頭主義」。這種批評，不只限於抨擊地方幹部「佔山為王」，即使你在一間國企內拉幫結派，也會被定性為「本位主義」。這個問題，早在1929年毛澤東的《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》一文中，已有提及。毛澤東在該文中指出，「本位主義」是一種放大了的「小團體主義」，然後他認為這問題歸咎於個人主義的問題上，認為他們表面不為個人，實際上為了自己的仕途和利益。
到了1937年，毛澤東又曾撰《反對自由主義》一文。這裡所說的「自由主義」，並非大眾日常理解的那一套，而是指對方放任自流、自私自利。該文提到的11個自由主義表現，當中包括「因為是熟人、同鄉、同學、知心朋友、親愛者、老同事、老部下，明知不對，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，任其下去，求得和平和親熱」，另外的問題，還有「當面不說，背後亂說；開會不說，會後亂說」、「明哲保身，但求無過」、「命令不服從，個人意見第一」，以及「自以為對革命有功，擺老資格，大事做不來，小事又不做」。
另外，中共在1942年爆發延安整風運動，當時提出「整頓三風」的口號，其中一風便是「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」，這兒所說的「宗派主義」，其實即是「本位主義」。簡而言之，中共早在創黨初期，便是一個極之講求集體主義、組織紀律的政黨，他們一直提防組織內有人拉幫結派、恃老賣老、四處唱反調、黨同伐異，以及包庇同夥。
有人可能會認為，這些黨八股，跟現在大陸和香港時政並無關連。只是，他們若注意一下習近平上台前後的「黨建」新聞，便會有不同之結論。早在2010年，習總尚未登大位之時，便在中央黨校發表過一篇《努力克服不良文風》的講話。無獨有偶，「文風」正是當年延安整風的其中一風。事隔四年，在上年的11月，新華社評發表了一篇名為《以法治手段鏟除山頭主義生存土壤》，批評「個別手中有實權的幹部，權慾觀念作崇，各搞一攤，各唱各調」。種種訊息，都似乎指向一個結論：習總本人可能在模仿毛澤東，在大陸玩起黨內整風。究竟這股內部整風會否吹到香港？答案不言而喻。
本欄在政改方案被否決後，曾多次指出建制派將有機會出現內部整肅，部份原因正源於此。次要原因，則是近日「等埋發叔」鬧劇和「曾德成被辭職」後，部份建制派人士的言行。那些不跟大隊離場、自作聰明笑同伴「豬隊友」、在傳媒上公然發炮、為血親出言辯護的行為，極有可能犯了「山頭主義」這個紅色禁忌。至於某些評論，無中生有地為某些人貼上「根正苗紅」的標籤，更如存心靠害一樣，將對方推向萬劫不復之地。
當然，「山頭主義」有如一個萬能key，可用來抨擊建制派內的任何人，包括梁振英。談到這裡，便需提到近年來關於CY的批評。這些批評之一，便是罵他四面樹敵、得罪人多稱呼人少。或許，這才是CY真正的自保之法：他透過四處樹敵，以避免北大人猜疑他搞「山頭主義」。
